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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75后85后,要如何“扛起”生育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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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前 来自记账晒单 来自PC [ 复制链接 ]
今天一早起来,看到一则消息:
前几天,因“印钱生娃”言论引起热议的“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某社交平台被禁言了。说真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学家,随便找个热门话题就大放厥词,偶尔预言对了就猛吹自己,也是不值得推崇。但“禁言”,实在也大可不必。
这周一(1月10日),刚走出“恒大风波”的任泽平,因“印钱生娃”上了热搜。
我们也在周一的“有事明说”中做了一个小调查——
认为要“解决年轻人的需求,让年轻人愿意生育才能长久”的粉丝占比最高——51%。
最“老”的90后,今年是32岁。
结合我公号的粉丝年龄分布,25岁-35岁的父母占比最高,估计有不少选择了这个选项。所以年轻人还是有生育意愿的。
任老师(和我同龄,79年生人)别把责任都让我们这一代人扛了
1
75后85后,早就是生育主力
75后85后,大多是独生子女,我们早就是生育主力。
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之前“单独”二胎政策已经放开了。
那几年,二胎的出生率是非常高的。
我查了一些数据——
2015年,新生儿1655万人;
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800万人+;
2017年,新生儿1700万人+;
(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2018年,新生儿1523万人(二孩及以上占比约50%);
2019年,新生儿1465万人(二孩及以上占比59.5%);
2020年,新生儿约1200万人(二孩及以上占比50%);
2021年,新生儿估计为998万人。
全面放开二胎的前两年,出生人口出现增长,肯定是75后85后在努力地生。你看,2019年新生人口下降至不足1500万人,二孩及以上占比却达到近60%。
为什么任泽平的言论一出,网友一片骂声?
印钱推高通胀不说,就算每年多印2万亿,10年20万亿,以未来10年多生5000万个孩子为目标,5000万个家庭分,每个家庭40万元。40万元多生个孩子,不要说一二线城市,即使在三四线城市也没多大感觉吧。
最不开心的是75后85后。
用现在商家的话说,我们总是被要求“复购”,不断地生(二胎、三胎),现在估计大部分在学校里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都是75、85后贡献的了。
这样的感觉肯定不爽,有点被大数据杀熟了的感觉,而背后的指标就只有一个——年龄段。
坐标广州,环顾四周,在我周围,75后85后的三胎家庭并不多。
印象最深的就是,早早完成三胎任务的是几位自媒体大V,在三孩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已经“先知先觉”违规完成了“任务”。他们之所以生,也跟自己的人生状态有关——意外怀孕,公号赚到第一桶金,当时公司规模不大,压力可控。
我是79年出生,也算是75后85后的主力人群。40多岁的人,能生二胎的前几年就已经生了。三胎基本上不会考虑,现在生育的决定权还是在女性,我同年龄段的很多男性当然也是希望生的,但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精力考虑,多半是不愿意生的,尤其是高知女性。
生了二胎之后,精力花多一倍。我的年轻同事看见我周末那么辛苦陪娃,都笑称不敢生了。
2
90后00后,我究竟应该卷还是平?
90后00后年轻人的生育欲望逐年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
究竟是不是钱的问题呢?
可能也是,如果你每人发个一千万,估计也生了。移民新西兰的朋友就说,国家一直说,你们家庭是为国家在养孩子,你们只需要生养,其他的问题不要担心,国家包了。所以新西兰的生育率一直不低,从1980年到2017年期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2.01个孩子。近年虽然有所降低,也接近两个。
在这些高福利国家,人口少资源多,国民基本上是“躺平”状态;而且有大量移民进入,像华人移民新西兰,也特别愿意生孩子。
但是,在我们国家,年轻人的状态很拧巴:
大多数年轻人是希望个人主义且希望躺平的,但是主流的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要奋斗,你们不能躺平。你躺平了,社会如何发展呢?
奋斗,力争上游,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也必然导致“内卷”、焦虑。年轻人处于焦虑之中,就无法静心生孩子了。
两种状态,究竟应该卷,还是应该平?价值观、人生观在打架。如何实现矛盾统一呢?如何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让年轻人能够接受?
3
这两个人群,其实更愿意生
其实有两个人群,是有可能有生育意愿的。
第一个人群,是高收入单身女性。
我在《[backcolor=rgba(0, 0, 0, 0)]赵丽颖这婚,离出了样板间的感觉》这篇文章中说过——
如果国家真的认为,2.4亿婚龄单身人口的数据非常刺眼,相当于1/5的适龄生育人口失去了生育的合法性,国家真想提高人口出生率,改变现在的生育政策,可能是最有效办法了。
第二个人群,是30-40岁的城市务工人员。
这个人群从农村出来,是城市的新居民,大多有生育意愿。
过去,他们的孩子会是留守儿童,现在很多新居民是把孩子带在身边的,但是城市的贫富差距,资源差异可能会让他们对多生望而却步。
首先,这些新居民常常从事着计时的工作,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女方有可能是家政人员,晚上很难有陪伴孩子的时间。
其次,他们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即便能进公立,也是被统筹进普通公立小学。父母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过去,还有学而思等机构可以托付,如今资源更难觅。
第三,最大的差异可能还不在学科教育,在所谓的素质教育。城市中产孩子追求的素质教育:自然教育、博物馆活动、音乐教育、美的教育、各种收费的运动俱乐部、户外运动,离他们是非常远的。当他们在城市里切身感受到这种差异,其实更不敢生了。
如果想让这一群有生育意愿的新居民愿意生,教育资源的均衡势在必行,不仅学科教育要公平,素质教育也要公平,需要公办教育购买更多的素质教育资源,提供给他们的孩子。但从现实而言,城市中产的孩子从公立教育得到的素质教育,水平都不高,更不用说他们了。2万亿投入到公平教育上,岂不更好?
最后,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人口终将下降,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事实,从国家层面开始,全社会应该也必须为人口下降这件事做好充分的准备,积极应对。
生育不是某代人的责任。如何在崇尚个人自由的今天,让有生育意愿的人,在不牺牲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愿意生育、找到生育的乐趣、生育的价值,是一个挑战。
当然,即使出生率逐年下降,我也不相信什么灭绝这种事情,毕竟繁衍是生物的本能,人类总会想到办法。



作者简介:孙明展,候选北美精算师、国际金融理财师、中山大学金融系、统计系专业硕士导师、创必承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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