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种选择，死亡更是一份大礼

在《庄子·至乐》中，记载着一个故事。有一天，庄子的妻子死了。好朋友惠施去吊唁，发现庄子一边敲着瓦盆一边唱歌。惠施责备庄子说：“你的妻子跟你生活了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算了，怎么还能鼓盆而歌呢？这太过分了吧！”

庄子却说：“老伙计，不是这样说的。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悲伤呢？但是我又想到，她最初也是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的，后来才衍变成了有气、有形体、有生命的，现在生命又变为了死寂。人的生死循环变化就如一年四季一样周而复始，现在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我却在一旁哭哭啼啼，岂不是不懂得生命的道理吗？”

随着生命与死亡的神秘面纱被揭露得越来越多，现代医学在探索生命的同时，也在一步步修正死亡的定义。二千多年过去了，人们又是如何看待生死命题的呢？《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就是这样一本行医25年的生死记录。

作者大卫·加勒，是新西兰著名重症监护专家，曾任新西兰卫生部长和总干事的首席医学顾问，现任米德摩尔医院重症监护服务临床主任。

在本书中，大卫将专业医学知识融入自己的急救工作见闻，反思关乎生死的各种问题，探讨了如何惜生安死这一永恒命题。

一、我们如何生？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其做出的准备

大卫从事急救重症工作20多年，他对疾病的理解除了临床经验，父亲的去世对其影响很大。大卫的父亲死于缺血性心脏病。

心脏是一个可靠、适应性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的器官。任何人，只要活着，心脏每时每刻都要跳动，1分钟75次，1天108000次。

心脏把鲜红的动脉血输送到全身，供给各器官营养和氧气，然后吸收二氧化碳，变成蓝色的静脉血，在肺部进行气体交换后回到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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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脏出问题，不但会缺血，而且会缺氧，诱发心绞痛。缺血缺氧时间一长，心肌细胞就会死亡。残存的心肌细胞不堪负担心脏这个最伟大器官的工作，心脏病就会越来越严重。

大卫略带幽默而又严肃地表示，母亲也要为父亲的倒下负一部分责任。母亲做的波兰芝士蛋糕让人难以抗拒，但又像一枚食物炸弹，足以让人心绞痛发作。父母还喜欢组织家庭聚会，抽烟、喝咖啡、吃蛋糕是最大的乐趣。隔夜的蛋糕总是被父亲包下。

吸烟、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压、不良饮食习惯、缺乏锻炼、肥胖……作者把这些称为人造的现代版瘟疫。

非医学专业的人可能不清楚，治疗一个肥胖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所有的工具都要最大号，比如简单地测量血压，即使你用上最宽大的袖带，想得到可靠的数值还是很困难。搬运病人做检查，需要一群人，更不用说输液扎针、插管子、做手术了。

杰克18岁，体重280公斤。入院时护士根本找不到静脉。大卫只好给他插管子，把杰克的床头放低到30度，把针扎进他颈部的大静脉，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呼吸，很快死去。

放低头部，一个小动作，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病情严重，体重太重，杰克已经无力来激活和驱动自己的呼吸肌，这在医学上称为“呼气相气流阻塞”。说到底，杰克实际上是被自己的体重压垮了。

那么，如何应对现代版瘟疫呢？

从国家层面来说，要像对待交通事故那样，投入一定程度的管理，执行有效的公共政策；从从医者层面来说，医疗人员既有集体也有个人责任来倡导健康政策，提出促进策略；从个人角度，要多学习健康知识，做好健康管理，改变生活方式。

我们如何生？如果说爹妈给你的生命体质量如何，是靠运气，那么我们依靠运气的同时，务必保持警惕，因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其做出的准备。

二、我们如何生？在医疗上，做得越多，可能死得越快

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如何救治病人，医生是占有绝对主导权的，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考虑患者和家属的想法。大卫把这种现象称为“确定性傲慢”，而谁都知道，医疗不是税收，它不是绝对的，因为医生、患者和病情这三者随时处在互动和变化之中。

直到21世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拥有主动权，开始重视医疗服务的人性化。医生需要了解患者及家属的想法，每一项治疗和检查都需要病人知情同意。医患共同讨论，哪一种治疗过程更好。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医疗不是非黑即白的，其间有无穷无尽的灰色地带，任何医疗过程都有多种可能性和各种概率。

大卫接诊过这样一位病人。玛丽重症胆管炎，病入膏肓，如果不采取强效治疗，肯定会死。需要讨论的是，这个强是强到什么程度。在篮球场上，有一种战术叫“全场紧逼”。对医生而言，这就是为玛丽的存活而全力以赴的方法。包括用上所有最高级的设备、最先进的检查、最有效的药物等等。

“全场紧逼”的实施相当折磨病人，其程度难以形容。光说病人身上插的管子都是一种巨大的创伤，接管呼吸的气管导管、维持营养的胃管、维持血压的静脉导管、引流管、尿管、透析管……

“全场紧逼”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痛苦和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更有巨大的风险，每一个细小的操作，甚至一次搬动，都有可能致命。如果对玛丽这样做，极有可能不是救她，而是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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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和玛丽的女儿卡拉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及不同选择面临的风险，但更多的是倾听卡拉和妈妈的故事。这些间接的回应帮助大卫确定玛丽想要什么。最后他们达成一致：不上呼吸机，不透析，不做心肺复苏，而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好，让玛丽始终感到舒适，然后怀着希望，等着，看着。

玛丽慢慢好转了，大卫非常激动，激动于自己和病人一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为了帮助玛丽和女儿在这世上相处得久一点儿，且不遭受痛苦，他用“少”而不是“多”谱写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存需要新知识和新兴技术，但医学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制订这些治疗方法，并应用于个体需求不断变化的患者。现代医学不仅仅需要技能和知识，更需要用耐心和智慧整合知识，帮助患者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医生或许有一个装着奇特技巧的魔盒，但是他只是一个介入者，所做的只是使其他事情成为可能。最终，患者能否存活、康复，更多取决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本来的健康程度、生活状况。

三、我们如何死？生死垂危时刻的生命选择

关于死亡的定义一直在变化。以前把死亡看成一个点，比如心跳停止。随着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医学上认为死亡是一个过程。体内各种细胞会以不同速度先后丧失功能，现在对死亡的定义是脑死亡——一种大脑和脑干功能丧失的不可逆状态，但是身体其他器官可能仍是“活着的”。于是，器官捐赠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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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器官捐赠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一直属于提倡性的行为，受到法律环境、组织和文化等诸多影响。有的国家建立登记制度，有的在法律上“推定同意”，指个人自动被认定为器官捐赠者，除非他们选择拒绝。

如此一来，有希望捐赠的个人可能错过捐赠，而不愿意捐赠的个人变成了捐赠者。因此，这时候，医生与患方两方面的沟通尤其重要。

一方面，医生要很好地把握患者的病情及预后，如果可能发展成脑死亡，一定要反复和家属谈话，给时间让其接受残酷的事实。如果时机合适，能够提出器官捐赠的话题，或者家属提出，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医生要做的，就是陪着患者家属，帮助他们熬过这个过程。

另一方面，作为个人，我们如何死？把握生命最后一次选择权，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坏事。从各种信息中，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早就勇敢地选择了如何死去，有的嘱咐家人病危时不必抢救，有的早早就填好了器官捐赠同意书。

如果作为患者家属，是最了解患者心愿的人，此时，最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给医生透露自己这一方面的情况，甚至生活琐事。交谈可能会非常艰难，但这些完全透明的信息分享，能够很好地帮助医生理解自己，也能帮助自己正视患者病情，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死了之后还要开膛剖肚，捐赠遗体，没有人愿意提及甚至思考这个敏感的话题，但是，死亡，却是每一个人必须最终面对的。讨论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事情，讨论如何活着及希望如何死去，是我们真正应该展开的对话。

如果，一个生命，在没有大脑的陪伴下，以奇妙的方式释放，漫游人世间，并不需要为此恐惧、悲伤，死亡未偿不是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赋予我们的终极大礼，因为，它们涉及更多的是生存！

生命的终点很要紧，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它，并将始终伴随碰上它，成长、老去。

在《我们如何生，我们如何死》这本书中，大卫不仅是一个讲解心、脑、肾等关键器官的急重症医生，更是在医生和患者家属的视角切换间，探讨了死亡面前的生命抉择。

医学技能和知识始终是有边界的，怀抱耐心和善意却永无止境。医学的根本正是根据个体的不同需求做出指引生命走向的决定，做出不负人们所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