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刚上大一时,老师极力推荐阅读书目之一就是《万历十五年》。记得当时从图书馆借来了这本,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翻完,然后就全忘了,甚至作者的名字都忘了。当别人讨论到《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时,我所有的感受只集结在两个字上:看过。具体有什么人物,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启发,我一概失忆。不仅这本书,许多书看过了甚至都忘了书名。曾经追剧的时候,看了一会突然感觉情节好熟悉,跟以前的某种经历十分雷同,后来看到改编自某某书,才突然想起,好像约模大概看过这么一本书。 所以当看到这本《万在十五年》时,我约模有点看过的印象,记得万历、张居正这两个人,剩下的依旧失忆,只好重新读起来。 历史类的书籍就有这样的好处,似乎是越读越有味,越有味越想读,这是真正的读书而不是刷书。 书中对事件和人物性格分析得极为透彻,看穿了人性的阴与阳,文官以道德治国下的利与弊。其中一段话,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万历十五年》作者的思考如下: 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都没有实际以应付环境的变化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上的不足。那么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 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 这些好处不应该被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联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再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有人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力量可以凝聚和效仿,不尊重崇拜英雄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动力的民族,甚至也是一种迷惘、迷失。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同样也有可能是一种悲哀。 韦伯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时代,分别是“传统时代、英雄时代和法治时代“。而万历十五年,由于以道德来驯化人民,以孔孟之道来约束官员的言行。以致于文官可以借由道德以及礼仪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暗渡一己之私。通过标榜舍生取义去威胁君主,以达直谏的青史之名。牺牲的精神固然可贵,可也却是行政效率低下的悲剧。 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事后救火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预控。等到形势难以把控,才需要英雄的自我牺牲来成全,得不偿失。 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是没有英雄的年代,因为社会秩序和体系已趋稳定,不需要英雄横空出事。而相反,“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